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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产学研融合创新研究

发布时间:2020-05-28作者:吴新星   来源:苏州大运河 A+A-

摘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涉及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人民群众等利益主体的重大工程,有必要构建各个主体协同合作的产学研融合创新机制。在大运河文化带产学研融合创新机制框架内,各建设主体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价值基础,根据自身角色定位和社会职责,完成好运河文化挖掘和保护、运河生态恢复与建设、运河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等任务。各利益主体需要以共同价值和核心任务为基础,建立项目制、平台制等融合创新机制,强化融合创新成果评价和成果转化,不断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大运河是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从党和国家层面对新时代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进行了战略规划。随着大运河文化建设成为国家规划,各界对大运河文化带的研究掀起了新高潮。当前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和实践存在明显的模块化、学科化、专业化的特点,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一项综合工程,需要各个专业领域、各类建设主体的协同合作、融合创新。本文着力分析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产学研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寻求产学研融合发展的价值基础、协同机制和工作方法。

1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产学研融合创新的价值基础

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新时代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研究一定要与中国古代的大运河的开凿和疏浚历史相区分。吴王夫差开邗沟以图北上称霸,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以图物资向中央政权运送,唐宋以来对运河的修护主要也是为了漕运、盐运将天下物资聚于中央政权。正是为中央政权统治服务的本质,造成大运河“结果成了假公济私、超标准享受、人浮于事、敲诈勒索、鱼肉百姓的祸国殃民系统”。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大运河文化带的保护、传承、利用在根本定位上要坚持从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区域的均衡发展、充分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秉持人民性的根本立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产学研融合创新,要紧紧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组织、政府等主体资源优势,建立融合创新、协同发展的机制和平台,统筹推进好大运河文化带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将大运河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2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产学研融合创新的主体分析

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不是任何单一主体能够完成的,需要坚持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的统一,构建由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等社会组织和高校等科研机构发挥主体作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主体格局。

2.1 党委政府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领导者和主导者

古代大运河的开凿得益于中央集中制下中央政府对国家资源的整合。新时代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内容上涉及水利水运、生态环保、文化旅游、城乡规划、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在区域上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8个省市地区,建设周期一直延续至2050年,规模之大、空间之广、周期之长都需要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党、全国范围内进行战略规划。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确保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社会主义方向,确保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人民性立场。坚持政府主导,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利用公共行政系统的资源统合优势,在全国统一的战略规划下,各个地区因地制宜、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2.2 企业社会组织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主要执行者

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基础性资源配置引导下,企业基于市场规律推动大运河文化产业、城乡经济、生态修复等领域建设,以灵活的机制整合政府、社会资源来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文化,同时也因减少成本投入、确保持续收益的市场规则实现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可持续性。社会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致力于社会公共事业建设的组织机构。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社会组织承担了很多公共职能,如公益性的运河文化休闲、运河餐饮文化、运河文物古迹保护等。在保护、传承和利用大运河文化中,社会组织能够避免政府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职责不清问题,确保运河文化公共事业建设的非营利性和大运河文化带全民共建共治共享。

2.3 高校研究机构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智库

高校、各类研究机构是大运河文化挖掘、保护、传承、利用研究的重要主体。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涉及到对中国大运河史的挖掘、传承,运河文化的梳理、总结,运河生态的修复、保护,运河经济的利用、发展。高校是中国科学研究的主要组织机构,高校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哲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建筑学、化学、材料学、生态学等自然学科的发展,不仅能够确保大运河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而且能更务实地推进大运河生态保护、城乡规划、文化旅游经济的发展。同时,高校可以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持续性地输入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各级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党校、社会科学院等决策咨询机构也能够结合本地运河文化资源推动当地运河文化带建设发展,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智力资源和技术宝库。

2.4 人民群众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参与者和评价者

人民群众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果的享有者、评价者,对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和建设的过程和成果均有参与其中的权利和义务。一方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过程应充分创造群众参与的机制。例如运河文化产业园、运河水利工程修复等工程建设往往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这需要在拆迁前广泛听取涉及群众的利益诉求,对重大工程建设进行社会风险的预防预警。另一方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充分依靠群众力量、发挥群众智慧。“如何保护利用传承好大运河文化遗产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形成人人关心爱护、社会广泛参与保护利用传承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良好局面。”例如,京杭大运河沿岸地区的多种运河文化遗产因保护不足仅存留在民间的口传耳闻中,这就需要发挥群众智慧,做好挖掘整理传承的工作。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任务和内容,以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标准,亦即大运河文化带是否需要建设、建设什么、如何建设,都应以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区域更加均衡、充分的发展为衡量标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此最高标准之下,现阶段应围绕文化遗产全面保护、主要河段基本实现有水、绿色生态廊道基本建成、文化旅游形成统一品牌制订细化指标,具体评价指标制订要体现人民意志、人民需求、人民参与,评价方式透明开放、科学多元、民主集中,以此为标准全面落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人民主体性地位。

3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产学研融合创新的核心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批示要求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这构成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发展的核心主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出了建设“一条主轴、五大片区、多点联动”的空间格局规划,明确了2025年前“大运河文化遗产实现全面保护”“主要河段基本实现有水”“绿色生态廊道基本建成”“文化旅游形成统一品牌”等主要目标。学界对此也有充分的讨论,如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院长夏锦文教授提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围绕“水清、河畅、岸绿、景美、城活、文兴”的目标,着力推进文化、生态、经济三位一体的建设。基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目标指向,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产学研融合创新机制关键需要履行好文化遗产保护、运河生态建设、文化传承利用三大核心任务。

3.1 推动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运河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有着关键性影响,形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大运河系统是经过春秋战国轴心时代洗礼之后,成为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的产学研融合创新,需要高校、科研机构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的优势,对大运河文化史、运河遗迹历史、运河水利水运史等进行挖掘,尤其是对京杭大运河沿线地区的地方运河史进行挖掘和总结,形成一批扎实厚重的运河史研究成果。例如南京大学马俊亚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运河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是对此主题的专项研究。国家、教育部和运河沿线省市可加强对运河史主题项目的支持。在历史挖掘的基础上,需要强化运河文化的传播,尤其是要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阶段培养学生对地方运河史、大运河与古代社会、大运河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常识认知,培养一批对运河史、水利史等有兴趣的人才。各地方政府可主导利用融媒体平台来加强运河文化的社会化传播,通过文化遗迹的保护性开发、建设,以公园、步道等公共设施为载体建立更广泛的传播渠道,从而实现大运河文化的活化弘扬和活态传承。

3.2 推进大运河生态环境修复和建设

由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毁林开荒、滥砍滥伐和粗放式发展方式,大运河的生态环境已经异常恶劣,北方部分流段甚至已多年断流。因此,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首要工作,是推进大运河生态环境的修复,保留住大运河作为“河流”的基本面貌和生态特征。但是,对于跨行政区、跨领域的复杂性河流治理,受制于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权责分配和发展差异性,现有的大运河生态治理机制存在“九龙治水而不得治”的问题。在此情况下,首先,需要联合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对大运河生态问题进行确认、诊断,提出生态修复的技术并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其次,各地方政府需要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以统一的生态建设思想为指导,建立省际、市际协同的跨流域生态治理机制;此外,还需要将政府宏观规划和执法监管、企业自我约束和管理、科研机构第三方评价等相结合,做好河道水系治理和管护、生态环境保护恢复,形成生态环境问题预防预警、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3.3 推动大运河文化旅游经济的融合发展

保护大运河文化,需要坚持文化的活态传承和合理利用。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河道有27段,水利水运工程遗存有58处,沿线有23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数不胜数。在保护的基础上,大运河沿线遗存的众多文化资源可以加强文化的传播传承、开发利用。在传承传播方面,可充分利用新媒体、融媒体的技术,对大运河文化遗迹、遗产进行系列性的展播。地方政府可与高校合作成立大运河文化研究机构,投放一批大运河文化传承项目,加强运河文化在青少年中的普及和传播,促进运河文化的代际传承。对于旅游产业经济,产学研融合创新各个主体应以绿色、共享、共治的现代发展理念为指导,推动运河经济在新时代的复兴,特别是发挥产学研融合优势,“嫁接新经济、新技术,再造大运河现代化的文化气质和商业生态,在传承和创新中培育大运河经济增长点”。地方政府要以国家大运河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为基准,挖掘运河文化价值,凝练地区特色,塑造运河文化品牌,以运河城市历史街区、城镇、乡村、公园博物馆、重点文物景观等为载体,重点发展水利水运、运河饮食、漕运盐运文化等文化旅游主题项目,从而在保护、传承、利用的全方位上实现运河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目标。

4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产学研融合创新的机制完善

千年运河史早已表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绝非单一主体所能完成。各个利益相关者各司其职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产学研融合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融合创新的合作机制则是各类主体进一步发挥好自身功能,协同推进运河文化带持续繁荣发展的关键。

4.1 建立专题项目合作机制

产学研融合创新机制主要有项目制和平台制两大类。其中,项目制是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以某一任务为目的建立的项目合作关系,更多的是政府、企业以项目制形式委托高校、科研院所研发。项目制的特点是目的性强、周期短、合作关系简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过程中,对于运河史开发、运河文化提炼、运河文化旅游工程规划设计等,地方政府和企业可以委托给高校历史学、建筑学、文化学等专业研究人员完成。对于运河文物遗迹、运河饮食文化等工作,可以委托地方博物馆、餐饮文化博物馆等专业文化科研机构开展研究。对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生态修复和保护问题,可由地方政府委托相关行业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进行专项攻关。总而言之,专题项目合作机制以任务为指向,有着“短平快”的优势。当然,项目制合作缺乏持续性、延续性的问题也需要各个主体在选择合作机制时充分考虑。技术转让是项目制合作的另一形式,由持有某一技术、知识产权的机构、个人将技术、知识产权转让给其他主体,扩大技术的应用价值。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尤其是涉及到运河生态修复、水利工程、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等,由政府、企业直接采购知识产权和专利等,往往能更高效地实现研究成果的转化,这一类合作形式各方利益主体也可充分考虑。

4.2 建立融合创新平台机制

平台机制是由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组织联合投入一定的经费、人力、仪器、设备等,建立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研究院等机构,对某个领域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在大运河申遗前后,不少地方和高校成立了大运河研究机构,如淮安成立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扬州大学成立中国大运河研究院,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成立“京杭大运河文化旅游研究开发中心”。多个主体联合共建的研究机构,有杭州和常州两地成立运河文化研究联谊会,星源投资集团和南京大学成立星源南大运河文化研究院。更具代表性的是江苏省委成立的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挂靠省社科院,并在大运河沿线核心城市苏州、扬州、徐州、淮安成立分院,由各区域知名高校苏州大学、扬州大学、江苏师范大学、淮阴师范学院牵头,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下,联合地方高校、博物馆、企业、社会组织等力量建立了省级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高端智库。研究院以国家战略和地方需求为导向,聚焦大运河文化带的保护、传承、利用三大领域,通过构建统筹性、系统性的产学研融合创新体系,开展聚才用才、成果转化、生态优化、文化传承、产业发展等综合性成果研究。

4.3 强化创新成果评价机制

长期以来,我们对产学研融合创新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合作机制的内容。合作机制的形成有赖于各个主体对合作成果的稳定性预期,各主体只有对成果有积极性的评价才会有融合创新的动力。因此,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产学研融合创新不仅要关注各个主体自身的职责、合作关系和机制,更要注意融合创新成果的评价机制。对大运河文化带产学研融合创新成果的评价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着手:一是在终极意义上,所有的成果以是否推动了大运河文化带区域充分发展,是否推动了区域、领域的均衡充分发展,是否有助于更广泛、深入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为标准。二是根据融合创新机制和创新内容来进行针对性的绩效评估。涉及技术性的成果可以以技术是否取得突破、是否有助于降低成本、是否有助于推动产业化来进行衡量。对于项目制合作,因其有明确的任务指向,项目委托方可按照合同约定对被委托方的研发成果进行验收。而对于最容易造成“高成本、高消耗、低产出"大运河融合创新平台机制,需要设立内外部多重成果评价制度,于外部而言,就是各个合作主体要对研究机构、协同创新平台的组织绩效进行考核,主要可从投入产出比、成果数量和规模、社会影响力、政策应用率等方面进行衡量;于内部而言,则需要建立研究机构内部绩效考评制度,对人员的日常工作行为、科研成果的数量、决策咨询报告的应用性价值、论文专利成果质量等进行综合衡量。

5 结语

习总书记的批示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国家规划的实施,推动了高校科研机构对大运河文化和运河文化带建设规划的研究热潮,激发了地方政府以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契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有学者指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坚持“人民立场”,从目标与价值、制度与策略、运行与实践、传播与教育、评价与监督等维度建构体系,形成政府、企业、学术机构、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在当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规划的实施过程中,各个主体首先应在国家战略规划中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和职能,在充分履职的基础上加强协同合作,根据实际建设任务来选择合适的融合创新机制,以务实的合作来推动大运河文化带的充分平衡发展,持续性地推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

作者简介:吴新星(1987-),男,江苏南通人,助理研究员,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研究。

转载声明:本文系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苏州分院专项课题(18SZDYH01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转载自《淮阴工学院学报》2019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