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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道佛交融的宗教文化

1981年4月6日,连云港市博物馆举办的《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资料陈列》,在北京红楼展出。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邀请在京有关专家,就摩崖造像的时代和内容开展了学术讨论。考古研究所的苏秉琦,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孙机,北大的阎文儒、俞伟超,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温廷宽,佛教图书文物馆的周绍良,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马雍,中央美院的汤池,中央民族学院的陈兆复等十几位专家和教授以及中国佛教协会的巨赞大法师,出席了讨论会。绝大多数专家认为这是东汉桓、灵之际的艺术遗存,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佛教摩崖造像。

造像位于孔望山南麓西端,长17米高8米,石刻艺术家凭借着这堵崖壁,以凿代笔,雕造了100多个佛、菩萨、力士、供养人的形象,以及佛传故事和佛本生故事。还有道教中的老子、黄帝、门亭长关令尹喜等有关造像,以及杂技、乐舞等汉代生活画面。大的和真人差不多,小的仅有10厘米。有站有坐,有跳有卧,形象丰富,神态迥异。以两个最大造像为中心,构成了一个布局讲究、错落有致、和谐统一、庄严肃穆的场面。由于时代的久远,风雨剥蚀,画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其古拙的作风,生动的形象,仍跃然于石壁上。

几百年以来,关于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内容,在口碑流传和历代着录中,大都认为是表现汉代世俗生活的。有人认为它是孔子与七十二贤,还有说是“秦王乱点兵”。明代淮安府同知安钝等人在明成化十年的龙洞题刻中,称“来此观古圣贤遗像”。明《淮安府志》记载:“孔望山有车辙马迹,峭壁嶙峋,有诸贤摩崖像,冠裳甚古,如读汉画。”清初诗人阎尔梅也曾用“花里人间闲岁月,山中物色古冠裳”的诗句,描绘它的意境。清代禁烟名将、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登临云台,抒发了“千秋孔望谁能企,聊喜观  赋水哉”的赞誉。解放后省文管会和朱江同志的调查,也确认是汉代的习俗生活的遗存。直至1980年6月,史树青先生来连考察,才首次指出孔望山造像含有佛教内容,并认为是我国现存较早的佛教摩崖造像。同年金维诺、俞维超、步连生等专家作了进一步考察,确认了它是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佛教艺术遗存的历史地位。连云港市博物馆配合北京大学对孔望山摩崖造像进行了调查和测绘,做了许多深入的研究,由丁义珍和信立祥同志执笔写出调查报告,发表于1981第七期《文物》。它正如一颗拂去蒙尘的宝珠,煌煌闪光。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外考古学家、佛学家和美术史家的青睐。

艺术是生活社会的一面镜子。综观孔望山的摩崖造像,它虽有一些外来的犍陀罗手法,但并不占首要地位。用中国传统的汉画像石雕刻技巧去表现道佛教题材,是孔望山造像的重要的内容,以其雕刻手法来说,几乎囊括了汉画像石所有的雕刻技法,凸面线刻、剔地浅浮雕、高浮雕和阴线刻的运用,表现得十分自如。它和徐州、山东和连云港市出土的东汉画像石的雕刻手法,趋于一致,并日臻成熟。它是判断孔望山造像时代的重要依据。

以佛教图像和佛教故事为造像题材的宗教艺术,在孔望山嶙峋峭壁上留下了不朽的艺术形象。

摩崖造像东50米处的圆雕石象,应是典型的东汉时期的艺术遗存。石象身高2.6米,身长4.8米。这尊石像因材施工,雕刻家匠心独用,利用这天然巨石而又不受其大小的束缚。大象的形体虽有所夸张,但却表现了它的善良和驯服。采用圆雕、线条和浮雕相济并用的手法,使一块静止的岩石,化作富有生命的艺术形象。石象的四肢之间未加透雕,它和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及山西省安邑县杜村老坟地出土的西安圆雕石虎的风格有所不同,西汉显得作风浑朴,方法简炼,而孔望山石像比例准确,技法纯熟而富有变化,从中完全可以窥探出西汉到东汉石雕艺术演进的艺术风格的变化。“粗拙孔望山不如茂陵,雄浑茂陵不如孔望山”。这是专家们的评价。大象左腹所刻脚带脚铃、头束椎髻、手持长钩的“象奴”,更是常见的汉画像石的题材。

如果我们还注意到大象四蹄还踏着四朵莲花,就会立即和佛传故事中“乘象投胎”联系起来。它应该是整个造像群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以象比喻佛性,这是佛教经典中一贯宣扬的思想。象即是佛,敬象就是敬佛。东汉西域竺大力共孟康详译《修行本起经》卷上“菩萨降身品第二”曰:“于是能仁菩萨(即释迦)化乘白象来就母胎。”这个脚踏莲花的白象的雕刻,研究佛教艺术的专家说它应该是和佛降生故事在滨海地区广泛流传以后的创作。

造像群西侧站立的是一个立佛像。头上高肉髻,面孔方圆,耳垂特大,眉脊突出,深目高鼻,嘴唇厚重,身着圆领大衫,跣足直立。手施无畏印,显系胡人形象,早期犍陀罗的艺术风格有着很深的影响。画面中心右侧有一个坐像,头顶有高肉髻,背后有舟形头光,着宽肩大衣,结跏趺坐于莲台上,造型准确,妙相庄严,施无畏印的手指富有律动和节奏。旁边的几个画像皆为浅浮雕,有坐有立,有的惊讶,有的喜悦,目光都集中在坐佛的身上。那虔诚的心意,表现得淋漓尽致。把一幅佛家“说法图”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这个用浅浮雕的艺术手法雕刻的坐佛像和四川乐山城郊东汉后期麻濠崖墓后室门额上的坐佛像如出一辙。刻于正东上方,深目高鼻,头戴后面有翅的锐顶冠,身穿圆领长衫,手持一朵三瓣莲花,当是供养人的形象。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借花献佛”就是源于此。

右下方那全身裸露,四肢壮健,双目圆睁,肌肉发达,给人以威猛、有力之感的造像就是“力士”。它和龙门宾阳洞外二力士,奉先寺最外之二力士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孔望山造像中有关佛教题材的造像也十分丰富。在东面平整岩石平面上有一个卧像,侧身而卧,头枕在弯曲的右臂上,穿着一条短裤,细长的脖颈,裸露的胸膛,屈指可数的勒骨,面部清癯,鼻梁高隆,眉眼细长,神态娴静。在腹的上部有一突起石棱,东西长24高10厘米,上有阴刻的眼,酷似一个高浮雕的虎头,在急切的咬啮着卧者腹部的肌肉。这表现的应是早期的佛的本生故事,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这个故事见于佛经的有多处,讲的就是太子舍身给老虎吃掉,而转世投胎成为释迦牟尼的故事。

在孔望山造像中占突出地位的是《涅盘图》。画面中心的下部,有一组“如来寂灭图”或称“涅盘变”的。表现的是一个佛传故事:释迦牟尼收了最后一个弟子之后,就离开尘世,到永无生死的西方净土作佛祖去了。不知名的艺术家,巧妙地表现了这一动人的主题。在三块高低错落的岩石上,刻有一组人头群像,排列井然有序,有男有女,有戴冠的,也有高肉髻的。人物表情不一,有的号啕大哭,有的哀哀欲恸。有的面部表情庄穆,有的面带微笑。头像的下方是一块肉红色的花岗岩,以高浮雕的手法,塑造了一个佛的涅盘像:高肉髻,紧闭双眼,坦胸露腹,仰卧在胡床上。佛陀低眉下垂,五蕴皆空。释迦悲哀的死亡和欢乐的永生,在这里得到了统一,达到了逼真而又传神的境地。在佛的头前,头戴花冠的“接引菩萨”,正在引导着佛祖升天。它虽和敦煌莫高窟壁画涅盘图举悲者皆为和尚不同,却和《佛本行经》、《经律异相》中记载的,哀悼释迦的有五百弟子,也有男女俗众相符。更可以看出孔望山造像的古拙。

在“舍身饲虎”图的上方,有一组画面:左边一人,头戴锐翅冠,手舞足蹈。中间一人手持幡刹,上系舍利。右侧一人匍匐跪伏,手捧金盘,水贮舍利,五色光明,把一幅释迦牟尼烧身灭度后,分舍利、迎舍利的场面描绘得情景交融。在佛教中供养舍利就是供养佛身。舍利之说最迟在汉末已经传入中土。建安时康孟祥译《佛说兴起行经》卷上即有记载:“辟支佛(释迦)……即于宫中烧身灭度。于是大众皆悲涕泣,或有忏悔,或有作礼者。取其舍利,于四衢道,起偷婆。”(塔)把“舍利”画在盘中是汉末至晋魏的流行风格。《法苑珠林》说:“魏明帝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宫之西,每系舍利在幡刹之上,辄斥见宫内,帝患之,将毁除坏。时有外国沙门居寺,乃齑金盘盛水,水储舍利,五色光明,腾焰不息。”这个记载和孔望山所刻“迎舍利图”,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

占据孔望山造像正统地位的应该还是道教造像。

在摩崖造像中有两个稍大于真人的坐像,是所有造像中最大者。一个高1.54米,一个高1.11米。不仅位居画面中心,而且高高在上,深沉、雄大。这两位高贵的尊者,大概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中顶礼膜拜的偶像:东王公和西王母(或说黄帝和老子)。

在整个造像西侧有一个头戴武弁大冠、手持盾牌的汉装造像。已故的丁义珍先生生前曾考证他就是镇守去西域的嘉峪关的关令尹喜。尹喜的右侧应该就是老子。这一组造像讲的就是老子西出嘉峪关,关令尹喜留老子写作一部五千字的道教经典——《道德经》。然后出关去教化胡人,而创立了佛教。这是佛教徒为进入中国传播佛教而编造的宗教神话。而这一点又是佛教初传依附道教的又一佐证,这个时间也正是东汉桓帝的时期。这样一来,中国的老子不仅是道教的始祖,也是外来佛教的创始人。中国人信仰佛教和信仰道教一样。“老子化胡”的传说,在初期的确扩大了佛教的影响,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

阴线刻又称“拟绘画”。岩壁正中凿出一个长三尺,宽一尺的长方形的龛室。平整的底部用流畅而又细腻的阴刻线条,勾画出目前我国最早的“坐而论道”图。俨若嵌在镜框中的一幅人物素描画。坐像上方用波浪纹刻画出垂挂的帷幕,微风拂动,飘若流云。中间置一三足圆案,案上放一漆尊,尊内放一柄漆勺。两个跪坐的长者,侃侃而谈,其中一个几茎胡须几可捋数。他们背后侍立五人,左面两人手持“便面”,右面三人怀抱木吾。情景生动,场面热烈,洋溢着浓郁的汉代生活的气息。

不止一次,当我在中外宾客的面前介绍孔望山摩崖造像时,很多人就发问:为什么丝绸之路的西端或沿线其它地方没有发现早期的佛教造像,而单单在连云港发现呢?这个问题是个关键的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去解释,一是要有一个佛教造像产生的环境和背景,二是要考虑佛教造像的传播路线。

古海州是中国早期道教的发源地之一。道教形成的时间为东汉顺帝(126-144)时期,为张道陵创立。而研究道教的起源却要追溯到战国时期齐燕及古东海一带的方土——神仙家的活动,即《史记·封禅书》中所谓“形销解化,依附于鬼神之事”的方仙道。有名的如安期生、王方平之流。北京大学着名学者陈寅恪教授早在1933年就指出道教源于东南沿海。其中“三神山”之说是一个重要的代表,这就是蓬莱、方丈、瀛洲。连云港市学者张明亮先考证三神山就是位于连云港海外的三个礁岛——平山、车牛山、达埝山。因“常现楼台、车马之状”而成为“海外仙山”。世传为“东海神君”之所。孔望山早在东汉初年就建有东海庙。秦始皇崇信的方士是徐福,而有海外寻求长生不老神药之举。汉武帝宠信的是李少君,不仅亲祠灶,炼丹制药,而且遣方土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以求长生。据汉末崔季  所写的《述初赋》记载,“郁洲”“方士石室”中已有出家的“道人”。

孔望山不仅有早期东海庙的建筑,而且在孔望山发现了汉代的祭祀东海君的杯盘刻石以及承露盘等道教遗迹。孔望山摩崖造像中居于最高位置而又位于画面中心的两个最大的造像就是道家所崇奉的东海君和西王母。据《汉书·襄楷传》记载,顺帝时,琅邪宫崇求见顺帝,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青领书》” 。同样的记载,还见之于晋代葛洪所写的《神仙传》中。曲阳即今之东海县曲阳镇,西汉时为曲阳侯国的封地。《太平青领书》为道家重要的典籍,即后来的《太平经》。葛洪在他所写的《抱朴子·内篇》中特别指出“郁洲”是“可以合药”的名山。

于吉在东海之滨传播太平道的同时,在巴蜀一带有张道陵开创的五斗米道的兴起,他们同源于黄老道。创立五斗米道的张道陵原籍沛国丰人(今丰县),其出生地域正是东海国太平道盛行和广泛传播地区。他在四川鹤鸣山布教,包括他的继任者张衡、张鲁等都是以《老子五千文》和《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与《太平经》同出一源。他初建的“廿四治”(称庐或静室)中,下八治中就有“云台山治”,道教将云台山列为“七十二福地”。这种东西互应、山海相交的道教活动,清楚地勾划出道教由海滨流向西北山岳的轨迹。正如此,陈寅烙先生才有一个正确的论断:“天师道起自东方……变不尽妄诬……而张角之道术亦传自海滨,显与之有关也”。

从战国到东汉初年,道教盛行。在汉代尽管作为国教去崇拜,在早期却不曾普遍以造像来表现他们。到了西汉末年,佛事活动和佛教艺术,随着国际间的商业和文化交流已带入本土,佛教信仰正在扩大,并在中国开始了造像艺术的生涯。但外来的艺术和佛教要借助于本土道教传播一样,它一开始就和本土的汉画石刻艺术交糅在一起,和传统的艺术作风相融合,强烈地反映外来的佛教题材。这种以道教为正统,以佛为辅的像教艺术的石刻画面正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实际上是一处汉化了的早期佛教图像的摩崖雕刻。虽有犍陀罗艺术作风的影响,但主导的却不是它的艺术风格和单一的佛教题材,形成了一个突出的道佛交融的宗教文化的现象。

据专家们考证,孔望山摩崖造像应是东汉桓、灵之际遗术遗存。比我国开凿最早的敦煌莫高窟(前秦建元三年公元366年)还要早200年。佛教活动最早在东海之滨昌盛,和地方统治者的倡导是分不开的。“东汉佛教流行于东海”(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其盛行似不在中原而在东南一带”(阎文儒《孔望山佛教造像的题材》)。《后汉书·楚王英传》:“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同书卷一百三《陶谦传》对东海的佛事活动更有详尽记载:“是时徐方百姓殷盛,谷实甚丰,流民多归之……同郡人笮融……往依于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大起浮屠祠……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佛事活动的兴盛必然刺激佛教造像的产生。孔望山摩崖造像是我国最早的石窟寺艺术的雏型,是一颗煌煌闪光的艺术明珠。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曾写诗赞誉:“海上丝绸路早开,阙文史实证摩崖。可能孔望山头像,及见流沙白马来。”

可以断言: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传播和中外古交通的开辟有着必然的联系。孔望山造像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是一条重要的传播路线。着名的历史学家汤用彤先生曾明确指出:“佛教流行于东海。”而牟子《理惑论》中则为我们勾勒了一条传播的时间和路线:东汉孝明帝梦见身有日光的佛像。遣使者至“大月氏”取经,并在“南宫清凉台及开阳门城外作佛像”,敕建白马寺,纪念白马驮经传入佛教。这是史学界公认佛教在东汉永平年间传入中土的史实。文献中虽未明确记载是从海路来还是从陆路来,但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一、经从何处传来?答曰:“大月氏”。汉时大月氏为古丝绸道上的重要国家,是我国与西域各国交往必经之路。去大月氏求法不走陆路而赴惊涛,迢迢万里,是舍近而求远。二是建“白马寺”纪念取经,不建“船寺”,说明走的是陆路而非海路。桓帝时期,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到达洛阳,开始了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其后不久,大月氏人支讦,支曙等也相继到达洛阳译经。这些发生在陆上丝路国家中的人和事和东汉的佛事传播息息相关。地方志乘上的这一载述可能是一个巧合:清李徧德《法起寺碑》:宿城山“有寺名法起,相传鹫峰石塔建自汉时。又据旧迹罗汉墓称,系西域康居国焚修人。”汉代康居国僧侣跋山涉水,迢迢数千里,来到东海之滨,传经授法。死后就埋葬在宿城山下。这些文献和史迹充分说明,中国最早的佛教摩崖造像出现在孔望山也并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事了。

在这里,中国汉代的等级观念、宗教思想和艺术造型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将华夏正统的雕刻技术和早期的犍陀罗造像艺术熔于一炉,将东汉人崇信道教同时也信仰佛教的思想交糅在一起,孔望山佛教摩崖造像正是这种东西方文明互相碰撞而交相辉映的艺术瑰宝。也许这就是将孔望山摩崖造像列为国家级文保单位的历史价值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