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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古传说中的五帝时代,苏中(苏北)境内的部落经常与中原各部落争战,世居淮、沂地区的东夷部落曾为中原部落所败,为避战乱,东夷部落不得不进行迁移,古青墩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他们是南通最早的先民,也是最早的移民,他们在南通这块大地最早播下了北方文化的种子,并烙下了北方文化的印记。

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灭邢(海安西部,如皋西北部当年属邢国地),北霸中原,“封其民江淮间”。公元前506年,吴楚交战,吴破郑城(湖北江陵县东北),郧国遗民在吴国发动下参加了复国斗争。不久楚败吴,郧民随吴军东撤,后安置于海安县立发乡一带。前473年,越灭吴,都城北迁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境),大举向北移民。汉初,东瓯王举国徙江淮间。几次移民都有一部分散落到海陵(时称海阳今天泰州市)一带,他们将吴越文化带到了这里,形成了一种南方文化北上的趋势。

晋时战乱,北方人口大举南迁,至东晋,南朝三百年间陆续迁至长江下游,其时海陵一带移民人口猛增几十倍,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在这里相遇。

约六朝梁元帝时(552年),长江口出现的壶豆洲(又名胡逗洲)便有流人煮盐为业,这些流人大抵指流放犯人也有无业游民,主要来自江南常州(今常州、武进、宜兴、无锡、锡山、江阴一带),这些人基本上保留了吴越文化的特性。隋时胡逗洲属海陵,唐玄宗时因军事上的需要,狼山成为浙江西道节度使管辖下的一个军事据点,胡逗洲成了浙江西道常州的辖地。唐末军阀割据,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姚氏家族三代(姚存制、姚廷、姚彦洪)统治胡逗洲(其时称静海)、东布州达半个世纪之久,其军队和家属有万人之多,多为吴兴人,其时南方文化占了统治地位。

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周师克淮南,取南唐长江以北地区,升静海都镇为静海军,属扬州,不久改为通州,设静海、海门二县,由于静海岛与大陆涨接并改属海陵郡管辖,静海人与如皋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同时又有大量的海陵人来往于两地之间或定居。至元初,北方又有犯人流放到通州,南方文化的影响似乎逐渐减弱。但元末张士诚起兵江南,明永乐初燕兵之乱,使大批江南居民移居如皋。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时期,不少江南商贾和手工业者纷纷来如皋安家落户。

由东布洲形成的海门岛,当初亦为流放犯人之地,流人亦来自常州一带,由于隔了130多年才与静海县涨接而造成的文化隔离,使海门人始终保持了吴文化的特色。至明初,一部分拥戴过张士诚的江南士民,被惩罚性地强迫迁移到吕四港一带。他们于常熟白茹港集结,渡江来到吕四,这就是民间所说的“白茹抽丁”,他们同样保留了江南文化的风土人情。至18世纪初,崇明人陈朝玉(1688一1761)率妻来到海门,沿江岸垦殖,并带动了大批崇明人迁来江北。他们辛勤垦殖,使沿江新垦地渐成村落。其时海门境内一万多人,崇明人近三千人,以后200年间不断有崇明人迁至海门。至近代纺织工业的形成和兴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安徽、浙江、广东、上海、镇江等地工商户和其他人至南通定居、经商和进行文化交流。南方文化的影响几乎一直延续着。

南方文化对南通的影响较大,南通方言中,说吴方言的人最多,南通京剧属于南派京剧,老百姓普遍供奉“观世音菩萨”。北方人往往把南通人看作是江南人,而南方人则常常把南通人视为北方人(江北人),这一错位恰恰显示了南通作为南北过渡地带的文化特征,南北文化兼而有之———南风北韵。